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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阳的雕版印刷萌芽于五代、繁荣于两宋。到南宋时，建阳已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。当时刻书作坊聚集的麻沙、崇化两地被誉为“图书之府”（宋·祝穆《方舆胜览》卷11）。

宋代建本图书已开始出现插图，由于雕版印刷是将图、文反刻在木版上，着墨后刷印在纸上，其原理与现代版画创作是一样的。因此，古代刻书业中的插图制作实际上是现代版画的滥觞。

建阳的版画艺术与绘画艺术一样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当北宋建阳著名画僧惠崇绘出《春江小景》，令苏东坡唱出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这脍炙人口的诗句的时候；当黄齐(字思贤，建阳人，北宋皇祐进士，历官兵部侍郎，工画)寄兴丹青，挥笔描出《风烟欲雨图》，被收入《宣和画谱》的时候；当建阳道士徐知常(字子中，能诗善画；宣和中，除蕊珠殿侍晨)翻阅道家经藏，从中寻找绘制神仙故事的灵感的时候；当张、黄两位书生，为乡人新作聚星亭，画荀子、陈寔佚事于屏间，而令朱文公叹服的时候（朱熹《赠画者张黄二生》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76）, 建阳民间许多不知名的画工 、刻工则在为建本图书绘制插图，雕刻上版，由宋至明，形成了中国版画史上历史最为悠久、影响最大、传世作品最多的画派——建安画派。 宋元建本版画的主要特征是上图下文，以图辅文，以文释图，图文并茂。建本中率先使用插图的，是建阳书坊中具有创新意识的刻书家们。 通常认为北宋嘉祐八年（1063）建安余氏靖安刻印的《古列女传》是最早的建本版画。此画相传为东晋著名画家大司马顾恺之所绘，故此书卷首标题有“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”字样。清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说：“绣像书籍以来，以宋椠列女传为最精。”此《列女传》的原刻本，今已无存，现存为清道光时期阮福的翻刻本，共分8篇，123则，图也是123幅，上图下文。 历史上，最早将儒家经典配上版画插图，使文字古奥难解的典籍得以通俗化、以便读者阅读、加深理解和记忆的，是南宋时富于创新的建阳书坊。传世的刻本还有《六经图》，“纂图互注”诸经诸子等。现代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傅增湘先生曾有诗云：“纂图互注出麻沙，瞿陆双丁未足夸”（《双鉴楼藏书杂咏》、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附录一），说的就是这些刻本。 理学家朱熹在建阳讲学著述期间,著有《周易本义》。在此书的宋代建阳刻本中,卷首冠有《河图图》《洛书图》《伏羲八卦次序图》《伏羲八卦方位图》《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》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》《文王八卦次序图》《文王八卦方位图》《卦变图》等易图9幅，图后附简要说明。应该说，朱熹《周易本义》的插图，其价值的重点在于其贯通天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上,或者说,是体现在学术上，而不是在艺术上。然而,正是通过这种图说的方式，将王阳明所说的“不离日用常行内，直造先天未画前”（王阳明《别诸生》）的伏羲“先天之学”，以图画的方式简洁完整地表达了出来。由于朱熹长期在建阳讲学，并且在建阳书坊有过从事刻书的实践,所以此举对建本和建本版画发展的影响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宋元以来的建版图书，不仅是通俗读物，即便是许多严谨的学术著作，甚至包括朱熹的经典著作《四书集注》等也有插图，这与朱熹的采用和推广是分不开的。 在朱熹之后, 建阳书坊出现了一批配上插图的儒学典籍，在当时的出版界悄然刮起了一股“读图”旋风。在存世的宋代建本中, 仅以“纂图互注”标题的就有《尚书》《周礼》《毛诗 》《礼记》诸经，以及《荀子》《老子道德经》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》《毛诗举要图》和《毛诗图谱》等。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毛诗》中的《四诗传授之图》，以图的形式将《鲁诗》《齐诗》《韩诗》《毛诗》的师承和源流关系表现得明白无误。 建本《六经图》，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即所谓“六经”均配上插图。但《六经图》在流传的过程中，大部分原刻本均逐渐散佚，惟独还有《尚书图》的原刻本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。为南宋绍熙年间（1190—1194年）建阳书坊刻本，原书一卷，白麻纸精印，有图77幅。版式为上图下文，图上有题。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曾收其中“有虞氏韶乐器之图”一幅。此书原为当代著名作家、藏书家黄裳所珍藏,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。黄裳先生在其所撰《几种版画书》一文中，赞扬此书，“于此可见宋代的版画就已有非常高的水平，工细简直不下明代中叶的作品，自然更多些端严的气势”（《黄裳书话》，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）。 2003年9月30日国家邮政部发行的《图书艺术》特种邮票，其中《宋刻本周礼》是我国首枚以雕版印刷古籍图书为主题的邮票。画面的主体部分,采用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插图本《周礼》书影。 此插图本《周礼》即南宋建阳刻本，现仅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，为海内孤本。曾历经张敦仁、汪喜孙、李盛铎等名家所递藏。原书有图36幅，邮品所选，为其中两幅。右图《水地法图》，描绘的是以水平之法量地，使四方皆平，以营造国都或城郭，文见《周礼·考工记》。左图《天子玉路图》，描绘的是周王朝时以美玉装饰的皇帝专车。路，通“辂”。《周礼·春官》载：“王之五路，一曰玉路。”是说皇帝的专车有五种，其中最尊贵的是“玉路”。图中描绘的是周天子乘“玉路”出行，前呼后拥的情景。线条流畅，形象生动(参拙文《建阳书坊与插图本〈周礼〉》，《集邮》杂志2003年第一期）。邮票设计家对此书的评价是，“该书刻印精美，图文并茂，是一部体现中国宋代版画艺术和雕版印刷水平的代表作。” 朱熹在建阳讲学时，可能曾经见到过此建本《周礼》，他说：“书坊印得《六经》，前有纂图子，也略可观。如车图虽不甚详，然大概也是”（宋·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138）。 刻印于绍定五年(1232)前后的宗教类图书《天竺灵签》，现存5至52签，每签一图，是现存建本中较早的有人物形象插图的刻本。图中人物表情和形体动作均栩栩如生，被郑振铎先生誉为是早期版画创作中的“一部杰作”（《中国版画丛刊》）。 南宋建阳书坊中许多刻工也能刊刻版画插图。这一时期的建本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也是一部宗教类古籍图书。郑振铎先生《中国版刻史图录》收其中《序品》《药草喻品第五》《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扉页画》三幅版画。图中分别署有“范刁”、“范生刁” 、“建安范生刊”字样。“刁”是雕字的俗写，建安指的是古建安郡（今建瓯、建阳一带），说明此范生是闽北人氏,建安范生即此书版画的刻工。这便是宋代建阳惟一知名的版画家。所谓“知名”，只是仅知其名，外加几幅传世的版画作品，如此而已。由于刻工都是个体的手工工匠，除了常年受雇于某些书坊主的固定刻工之外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均居无定所，带有很大的流动性。属于那种几把刻刀、刮刀、木槌、平錾，一个工具箱就可以闯荡四方，受雇远近的临时工人。正是这种流动性，促使各地书坊之间的版画刻印技艺得到相互交流，从而也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。 元代是建阳刻书业持续发展的时期，也是建本版画插图制作的发展期。这一时期建本版画的内容比宋代有所扩大，版画插图的技艺也有提高，出现了中国出版史、小说史，尤其在版画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巨作——《全相平话五种》。 在版式上，《全相平话五种》均为上图下文，连环画式。插图占版面约三分之一，每一全页一图，即所谓合页连图,每图均有小标题，主要人物标出人名，计288幅插图。插图的连续性很强，已十分接近后来的连环画。故有人认为，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连环画。此外，五种平话均有带插图的封面，版式也是上图下文式。如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的封面，上绘《三顾茅庐图》，图上端题“建安虞氏新刊”，图下题书名《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》。 受版式的限制，要在狭长的画面中，表现庞大的历史事件，这就要求版画的设计与制作有高度的概括性，版画家要像一个高明的导演一样，在狭小有限的空间中导演出一部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来。《平话五种》的版画作者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矛盾。如“赤壁鏖兵”的插图，仅用士兵五六人，战船一二只，加上岸边“孔明祭风”仗剑作法念念有词，江上“黄盖放火”火借风势、势不可挡，就把火烧赤壁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很好地表现出来了。 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的版画插图，运用洗练的手法，表现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场景的处理与人物形象交相辉映，使故事情节得到生动的表现。图版的制作也极为精丽，线条流畅，疏密有致，在黑白分明的对比之中，较好地体现了版画创作的辩证思维。因此，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的版画是建本图书的插图创作走向成熟期的力作，也是元代建本版画的代表性作品。 元代另一部颇值得一提的建本版画，是现存最早的插图本日用百科全书——《事林广记》。这是由南宋崇安陈元靓所编的一部日用类书,成书于宋理宗端平间，但宋刻本今已不存，现存最早的是元至顺间（1330—1333）建安椿庄书院刻本。全书共42卷，分为43类，每类皆配有精美的插图。此书又有元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郑氏积诚堂、元陈氏积善堂、元余氏西园精舍等刻本，卷数与椿庄书院本不尽相同。有的刻本则新增了一些元代民间日常生活知识方面的内容。 本书收集了宋代市民生活的各方面资料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具备的知识。内容涉及天文、地理、节令、文艺、书道、军阵、音乐、医药、伦理、宗教、衣食、植物等各个方面，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文化、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史料。 全书图文并茂，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和文化娱乐等内容。如书中表现市民“投壶”、“蹴气球”等活动的版画，传神而逼真。续集卷四载《棋局篇》，是现存较早的《棋经十三篇》全文，后附“棋篇路图”、“长生图”、“遇仙图”等，也是较早的棋谱。地舆类中有《历代国都图》《历代舆图》，是现存较早的版刻地图。卷六的三幅宋东京图是现存最早的开封宫城图，图中详尽地标出宫殿楼阁的位置，史料价值极高。农桑类中有《耕获图》《蚕织图》，与南宋宁宗时楼钥任于潜令期间，所作《耕织图》，可能有某种关系。（宋·楼钥《耕织图后序》，载明曹昭《新增格古要论》卷13）续集文艺类中的《玩双陆图》，为元代人所增补。描绘两位蒙古族官员对榻而坐，玩耍“双陆”的游戏。床后立着两个侍者，一旁茶几上有杯盏茶茗，身后有画着牡丹孔雀的屏风，一只狗摇头晃尾,似乎在迈着从主人那儿学来的“官步”。整个画面构思精巧，笔墨简洁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很好地表现了元代蒙古贵族阶层悠然闲适的生活。 此书后集卷三《先圣类》有《夫子杏坛之图》，表现的是孔子率门下弟子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情景。卷五《先贤类》有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、司马光、朱熹等理学先贤的全身像，开了版画人物图像之先河。书中还以示意图的方式列出了周、程和延平四贤，以及朱门中44位主要弟子的传承关系，基本上表现出了朱熹“考亭学派”的主要阵容。 将书中的《先贤图》和示意图所列人物和朱熹的道统论相对照，可以看出，该书编者受到朱熹很深的影响，且主要受到朱熹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》(《朱文公文集》卷86)的影响。因为朱熹在此文中，提出了“周程授受，万理一原。曰邵曰张，爰及司马。学虽殊辙，道则同归”的道统观。而《先贤图》所列七位先贤，除朱熹外，正是周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和司马光，即所谓“北宋六子”。其原因，与朱熹讲学的地点就在考亭沧洲精舍，而精舍的所在地，就在建本的故乡——建阳，有着密切的关系。 在版式上，此书的某些插图如《耕获图》《蚕织图》等也开始摆脱了早期建本版画的上图下文的单一模式，使建本版画从仅占版面的三分之一的狭小空间中挣脱出来，出现了全页巨幅的形式，从而使版画能表现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。在编撰体例、内容和版画制作上，《事林广记》开了元明间建阳书坊刊刻插图本日用类书之先河。 元代建本版画的知名画家有吴俊甫和黄叔安两位。他们都是服务于建安虞氏书坊的画工。建安虞氏刻印的《全相平话五种》，其中《三国志平话》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《七国春秋后集》的版画，题“樵川吴俊甫刊”，樵川是建阳邻邑邵武的别称，说明吴氏乃邵武人氏。虞氏刻本《秦并六国平话》的版画，则题“黄叔安刊”。吴俊甫和黄叔安，是继宋代“建安范生”之后，既能制图，又能刊刻的画工和刻工。 版画插图在刻本中的出现，增强了图书的通俗性、趣味性，能增强读者的理解和记忆，因此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发展到明代，建阳书坊的刻本几乎发展到无书不插图的地步。在版式上,也从宋元时期的单一的上图下文,发展出下文上图、文中嵌图、单面大图、合页连图、月光版图等多种版式；在版画技艺上，也有了巨大的进步，从早期古朴的风格向绮丽转变。以至到明万历间,建本版画技艺发展到了巅峰,与其时的徽派版画争奇斗艳,从而共同开创了郑振铎先生称誉的“光芒万丈的万历时代”。